中国古代计量发展史话

野渡孤舟

　中国古代计量的发生，可以追溯到四、五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。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进步，开始提出对时间、长度、容量、重量等计量的需要。古书记载，黄帝创立了度、量、衡、里、数五个量，命大挠作甲子以记日。尧命令羲、和两人参照日月、星辰制定历法。舜东巡时协调各部落氏族的日月和四时季节，统一音律和度量衡。夏禹使用规矩准绳治水患并以自己的身长、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标准等，这些传说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古时代计量发生的萌芽情况。

　　

　　商周时期开始有计量器制出现

　　商周时期已出现度量衡器制和计量年月日的历法。今有传世的商代（前16世纪—前11世纪）的一支骨尺，尺长17厘米，刻十个寸格；二支牙尺，尺长15.8厘米，等分十寸，每寸刻十分。商代甲骨文中有土地面积单位“田”字；采用干支记日法和“十三月”的记载。商代历法以366天为一年，一年分为12个月，每逢闰年加一个月。计量昼夜时刻的漏刻，相传始于黄帝，应用于夏商。西周（前1046—前771）的青铜器铭文中，记有“匀 ”、“匀”为重量单位的名称，周王室和领主贵族以一定量的铜作为赏赐、交换的等价物，可推测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前或同时，即在殷商后期或西周早期，重量计量已经产生并得到应用。而由于盛量谷物，交纳赋税的需要，容量计量会比重量计量出现得更早。史书记载，商周时期官府设有颁行度量衡标准和管理度量衡器的官职。
      
春秋战国——计量发展繁荣时期

　　春秋（前770—前475）、战国（前475—前221）之交，各国先后取消了共同耕作的“公田”，承认开垦的土地私有，按田亩征收田赋，一些诸侯国的新兴力量的代表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，改革陈旧的量制，与腐朽势力相抗衡取得成功。晋国六家世卿在各自的领地内，废除百步为亩的井田制。竞相扩大田亩面积，相对减免赋税，以取得民众的支持。齐国掌握实权的卿大夫陈氏，创立一种五进位的容量制——“家量”制，取代豆、区、釜、钟四进位的“公量”旧制，其中区、釜、钟的容量分别比“公量”增大25%、56%、56%，也便于换算。陈氏还采取“小进大出”的办法，笼络人心，得到了百姓纷纷依附，后来终于取得了政权。这则故事生动地说明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改革中，掌握度量衡制权力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现今收集到的春秋晚期的权衡器和量器有齐国的右伯君铜权， 国的铜权，楚国的铜环权和邹国的廪陶量，说明春秋时期的一些诸侯国的量制已经建立。

战国;楚木 衡铜环权
　　战国时期（前475—前221）各诸侯国实行“粟米之征，布缕之征”，给公侯大夫致粟千斛万钟之禄；豪商巨贾身缠黄金万镒，结驷连骑，经商致富；城市繁荣，手工业兴盛。封建经济的发展，促进这一时期的计量技术迅速发展起来。各国有各自不同的度量衡单位制和不同的度量衡器具系列。容量单位：鲁国为釜、庾、秉；齐国为升、豆、区、釜、钟；秦国为升、斗、桶；魏国为斛、斗、益、。秦、燕、楚、三晋的权衡单位为石、钧、斤、两、铢、累、益、齊等。在一国之内，新旧单位量制也混杂使用。因此各国在经济改革中，把整顿度量衡制列为主要内容。公元前350年，商鞅辅助秦孝公第二次变法，“为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”。把百步为亩的“阡陌”和每一顷田的“封疆”统统废除。采用二百四十步（六尺为步）为一亩、百亩为顷的大亩积制，实行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，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，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。秦孝公十八年（前344），商鞅借鉴齐国量制，监制了标准铜方升，“一度量、平权衡、正钧石”，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制。
战国中晚期，随着各国间经济文化交流和战争兼并，各国的度量衡单位制渐趋划一。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，仍保留着地区性的单位名称，单位量值参差不一。这种大体一致而各有差异的状况，使得其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既十分必要，又有充分的条件。这一时期，时间计量技术也进步很快，百刻制、十二时制等计时单位和日晷、漏刻等计时仪器普遍使用。
　　现今，收集到的战国时期的度量衡器70多件，度量衡文物90多件，其中，楚国木衡铜环权，齐国子禾子铜釜、右里铜量、公区陶量，秦国商鞅铜方升、高奴禾石铜权，赵国司马禾石铜权，东周金村铜钫大多有刻铭，记录着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改革的史实，闪耀着科学文化的光辉。

      秦二十六年（前221）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实行“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车同轨，书同文字”等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。以皇帝最高权威，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令，命令丞相隗状、王绾和李斯等“法度量，则不壹，歉（嫌）疑者，皆明壹之”，立下法令，把度量衡单位制统一起来。诏令40个字，用统一的官方格式和小篆体铸刻在度量衡器物上，规定凡“舟舆所载，日月所照”都要遵照执行。同时监制了成套的权衡和容量标准器颁发到全国各地，把商鞅在战国秦实施一百多年的度量衡单位制推行到全国。至今留传下来的秦权和秦量实物有70多件，制造精良，示值准确。从发现或出土的地点来看，几乎遍及四方边远，可见秦统一政令在辽阔的疆域内得到了有效的实施。根据对现存的秦代容量器和权衡器测量，秦代的单位量值，1尺合23.1厘米，1升合200毫升，1斤合250克（1两为15.625克）
      秦代形成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，得到了西汉继承和发展。迨至西汉末年，王莽把持政权，为了给自己取代汉政权做舆论准备，他让律历学家刘歆进行了一次修订度量衡的工作。在这项工作中，刘歆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度量衡制度，对单位系列、进位关系、单位量值、标准器型式以及管理制度做了归纳整理，并采用以音律校验黄钟律管的长度，以度审容，以黍的容重定衡重的方法，厘定度量衡三个单位量的标准，设计制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。他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著作《审度•嘉量•权衡》被录入《汉书•律历志》，成为我国最早的度量衡专著，标志着我国度量衡技术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，制度化。

公元1世纪初年，王莽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建立了新朝。新朝建立伊始，他以皇帝的名义，正式颁行了刘歆修订的度量衡制度及设计制造的一批度量衡标准器。新朝建立的度量衡单位量制，既有诸多实物遗存，又有史籍记载，因而被后世奉为古制，延用到隋唐时代。
　　三国、两晋，南北朝时期（220—581），度量衡单位量值经历着激烈的变化过程。这一时期，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局面，政权更迭频仍，兵戈不止，农业生产几经破坏。但在各个时期的南北政权分立统治期间，都曾出现过复兴安定的局面，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，长江流域以及西南、东南地区得到开发和更快发展。农村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，实物租税苛繁，促使度量衡器使用面扩大，杆秤已普遍使用，且通行大单位量制，政府也顾不上对度量衡制严格管理，这就给单位量值约定俗成地自由增长以有利时机。这种增长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，北方远大于南方，出现“南人适北，视升为斗”的情况。到北魏后期，北周的度量衡单位量值与汉末相比，尺度值增长30%，容量和衡重均增长约两倍。
       元589年隋代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就把北周达到的单位量值作为隋代的大单位量制标准。1尺合30厘米，1升合600毫升，1两合41.25克~43.3克，1斤合660克~693克。这是中国第二轮统一的度量衡单位量制。
　　唐宋元是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。明清，国家由一度辉煌到逐渐衰落，明代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。这一时期近1300年的度量衡技术和管理，在单位量制基本统一的基础上稳步发展，度量衡器具技术进步，品种增多；单位名称和进位关系进一步理顺。唐代将衡重单位24铢1两改为10钱1两，并取消了“钧”（30斤）和“石”（120斤）两个衡重单位。宋代又将容量单位10斗1斛改为5斗1斛，2斛1石（10斗）。民间还通行大约一百斤的衡重单位“担”。这一时期的单位量值又有较大的变化。尺度值自唐到明代，自然增长约5%达到32厘米，清代定为营造尺标准，并确定1亩为6000平方营造尺，合614.4平方米，1里为1800营造尺，合576米。由于这一时期农业生产飞速增长，唐代时较小的容量单位量值（1升合600毫升）极不适应使用要求，因此，容量量值增长比较快。宋代比唐代增长17%，1升合702毫升，元代又较宋代增长43%，1升合1003毫升，明代略有增长，清代以漕斛为容量单位标准，1升合1035毫升。衡重单位量值，可能是唐以后历代都重新建立标准，所以衡重单位量值较之北朝时畸形增长逐有下降。唐代每斤680克~640克，宋代每斤661克~640克，元代每斤610克。明末到清代以一立方寸黄铜六两八钱的比重值为衡重标准，清代库平两一两合37.301克，一斤合596.8克。清末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规定以尺、升、两为度量衡的基本单位，终于总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独特的、统一的、科学的度量衡单位制体系。于宣统元年（1909）由国际权度局制造了营造尺和库平两铂铱合金原器各一件，开始了用国际先进计量科学技术对中国古代度量衡的改造。
      
计量的准确必须实行法制管理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都把度量衡看作权力和社会公正的象征。《礼记•明堂位》记：“周公制礼作乐，颁度量，而天下大服”。《管子•七法》：“尺寸也，绳墨也，规矩也，衡石也，斗斛也，谓之法”。把颁行度量衡制作为治国方略，用度量衡的准确一致来比喻法律的公正性。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和《吕氏春秋》都记载有先秦时期管理度量衡制度，规定仲春、仲秋之日，日夜同长，同度量，正权概，校斗桶。还记有主管度量衡的官职。战国齐子禾子釜是齐国关卡上使用的标准量器，器腹镌刻109个金文，记着违反度量衡管理的惩处律令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律竹简，《工律》规定官方一年一度校正度量衡器；《效律》中严格规定了衡器和容器允许误差的范围，超差的就要对主管人员罚以兵器铠甲或盾牌。湖北江陵出土的西汉竹衡杆上墨书文字记，如果使用不合标准的称钱衡器，主人就要到乡官“里正”那里受处罚，服徭役十天。《唐律疏议》中有两条有关度量衡的法律条文。第一条是关于检定的：依照关市校斛斗秤度令，每年八月到太府寺平校，京外的到所在州县官府校验，并印署。如果校勘不准，对检定者鞭打70杖；监督检定的官员失职没有发觉，治罪比检定者减轻一等；若是两者通同作弊，同罪。第二条是关于私造度量衡器具的：在市场上使用私造失准的度量衡器鞭打50棍；如有克扣欺诈行为，其非法所得按盗窃论处；利用度量衡器具侵吞国家财物的，以偷盗国家财物论处；未经官府检定，没有加盖检定印记的，惩戒鞭打40棍。宋元明清各代都依唐律，把度量衡制列为本朝法典，颁发标准器和定期检定。
　　中国古代把时间和音律列为政事和政令管理。西周时国家已建立时间和音律的管理机构和官职，秦代太子率更令，掌管漏刻钟鼓诸事。秦汉以后，朝廷中有分属于天文机构、皇宫和皇太子的三套管理漏刻计时的班子。把昼夜漏刻制度、标准漏刻形式、计时制度等法律条文向全国公布，指导遵行。自隋代起不仅京城设钟鼓楼报时，一般州、郡、府、县治所在地也都设有钟鼓楼，晨钟暮鼓不间断地准点报时。古代把礼乐政刑作为治国安邦的纲领。谐和的音律可以教化民众，去恶归善，尊贵有序。每个朝代都设有庞大的礼乐行政机构，设协律郎或大乐郎等官职。在科举考试中注意选拔那些调音准确，有丰富音律学知识经验的担任高位官职，参与朝政。历代都要考定本朝的大乐的音高标准。遇到乐律上的重大问题，如发现音律失准，或根本性乐律改革动议，都要召集各部门主管官员、重臣共议乐律制度损益得失。有时争论不决，最后由皇上拍板，一旦决议，即诏告遵行，同时也把相应的法定乐律尺公布于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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